蝶貝蕾傳銷創始人如何崛起怎么總打不掉?蝶貝蕾成員贖身恐怖代價

時間:2017-08-09 10:42:36來源:168看看網

因為大學生求職者李文星的死,其生前所陷入的傳銷組織“蝶貝蕾”似乎在人們的身邊不絕于耳,而這個擁有著夢幻般名字的傳銷組織其實被警方打擊已有十余年,可為什么一直不能完全取締呢?而究竟“蝶貝蕾”傳銷是怎么崛起的?其中核心人物都有誰為什么一直和警方周旋呢?而掉入蝶貝蕾傳銷漩渦的成員也不是沒有機會贖身的,只不過復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究竟這里面有著怎樣的隱情呢?隨著小編一起來了解蝶貝蕾傳銷創始人如何崛起怎么總打不掉以及蝶貝蕾成員贖身恐怖代價。

“蝶貝蕾”不是中國第一個傳銷組織。此前,依托美國傳統獎金分配的“五級三階制”,傳銷由日本及中國臺灣地區,再北上中國大陸,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紀90年代,鞍山工人楊玉勇加入一家名為“武漢新田”的傳銷公司,并逐漸顯露“領導才能”。

持續打擊下,楊玉勇的團隊發生裂變:一部分以虛擬公司名義活動,另一部分則依托實體企業,利用其品牌組建傳銷網絡。

2006年,楊玉勇在山東淄博被批捕,從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個傳銷網絡野蠻生長,其中一家名為“蝶貝蕾”,尤為猖獗。這一名稱取自法語"belle",中文意為“美麗”。

裂變,是“蝶貝蕾”發展壯大的關鍵詞。反傳人士介紹,該組織在全國各立山頭的“裂變”式增長,并無統一的領導機構和組織。發展至今,已與創始人沒有直接聯系。

蝶貝蕾傳銷創始人如何崛起怎么總打不掉?蝶貝蕾成員贖身恐怖代價

“蝶貝蕾”公司在《廣州日報》刊登聲明稱與傳銷組織無關。
起源:

脫胎于傳銷組織“武漢新田”

“蝶貝蕾”的起源,與另一資格更老的傳銷組織“武漢新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反傳銷人士李旭介紹,其創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傳銷鼻祖”楊玉勇。

在反傳銷人士鄒凌波記憶里,上世紀90年代末,傳銷還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傳銷”一詞也沒有負面意味,“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從國外傳進來的先進的銷售模式。”

那時,傳銷活動不像今天東躲西藏,而是以大規模公開宣傳的形式存在。鄒凌波回憶,其用作“殼”的產品類型不斷增多,由單一的搖擺機(一種器械),發展到西服、床墊、保健品等。

全民傳銷浪潮中,“武漢新田”是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家,楊玉勇則是該組織的骨干。

李旭介紹,武漢新田脫胎于臺灣興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紀90年代,該公司用于傳銷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搖擺機”,曾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

“一臺搖擺機售價幾千元,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字。很多受騙者是普通工人、農民,被騙得負債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鄒凌波說,隨著傳銷在中國大陸的蔓延,其本質逐漸顯露,因此出臺法律進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國務院頒布《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嚴厲查禁各種傳銷和變相傳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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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避風險,臺灣興田通過代理公司改變營運模式,在同時代其他傳銷公司相繼停業破產時,其轉入“地下”,以批發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漢新田公司。

李旭介紹,楊玉勇是遼寧鞍山人,當時為武漢新田東北系統“領導”。隨著政府打擊力度加大,傳銷由地上轉入地下,由公開大規模授課、宣傳,轉為“老鼠會”形式,即現在常見的家庭式、小課堂授課模式。

2002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打傳辦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著“武漢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號,以幫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義,將不明真相的群眾騙往異地,誘使或脅迫他們參與變相傳銷詐騙活動。“提請廣大群眾提高辨別能力,防止上當受騙”。

公司遭打擊后,楊玉勇曾帶領團隊加盟直銷公司,試圖漂白,但終因不能適應正規公司的發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報記者從天獅集團證實,2002年11月,楊玉勇帶領團隊加入天獅,成立陽光系統。但其團隊“不能適應正規直銷公司的發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獅的要求做市場”。

陽光系統下屬團隊很快放棄天獅,繼續進行傳銷活動,部分則“打著天獅的牌子、拿著天獅的產品來運作傳銷”。

公開資料顯示,公安部2006年打擊傳銷犯罪的“魯劍”行動中,楊玉勇被山東淄博市檢察機關以涉嫌非法經營罪批準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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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

蝶貝蕾公司與“蝶貝蕾”組織

出走天獅后,楊玉勇團隊骨干大部分另起爐灶。李旭介紹,有的虛構一個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規公司名義,組建非法傳銷網絡,繼續從事傳銷活動。

“蝶貝蕾”組織就在這一時期誕生,并在隨后發展壯大,直至蔓延全國。

而作為一家化工企業,總部位于廣州的“蝶貝蕾”公司,則一直在努力撇清與傳銷組織的關系。

李冬敏是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說,公司多年來備受冒名困擾。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蝶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屬中外合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經營范圍為化妝品制造及銷售等。

李冬敏介紹,公司名稱“蝶貝蕾”一詞,取自法語“belle”,中文意為美麗。

在李冬敏記憶里,2006年起,公司不斷接到全國各地的咨詢電話,詢問其與一家名為“蝶貝蕾”的組織關系。甚至有人專門來公司參觀,才表示相信公司“與傳銷組織沒有關系”。

2006年,央視播出節目《瘋狂蝶貝蕾,直擊全國最大傳銷團伙》。李冬敏向當地工商、公安機關報案,并以公司名義多次發表聲明,廣州市白云區工商局經調查后,做出“與傳銷無關”的結論。

今年8月4日,白云區市場和質監局對蝶貝蕾公司進行現場核查,結果顯示,“暫未發現該公司參與傳銷或為傳銷提供貨源的證據”。

新京報記者也從白云區區委宣傳部證實,蝶貝蕾公司與傳銷組織并無關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傳銷組織為何會冒用公司名稱,但多年以來已對企業聲譽造成損害。

等“蝶貝蕾”傳銷案件破獲后,他將委托律師對傳銷人員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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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

認購份額模式學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擊多年

實際上,“蝶貝蕾”的傳銷形式還是以傳統的“認購份額”為主。一路發展的“蝶貝蕾”,并非從未受到打擊。實際上,警方的打擊行動十余年來從未斷絕。包括廣東、山東、天津等在內的多地警方都曾對傳銷組織“蝶貝蕾”進行打擊。

2006年3月,一場全國范圍內針對“蝶貝蕾”的行動進行。山東《齊魯晚報》報道,“蝶貝蕾”涉及全國60萬人、20個省份,涉案金額達20億元,僅公安人員掌握直接證據的A級頭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時全國破獲的案值最大、參與人員最多的一起傳銷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開這一“大案”蓋子的,同樣與一名大學生相關。

武淑紅時任山東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分局經偵大隊民警,對11年前的這起案件記憶猶新。她回憶,2006年3月1日,青島一所大學的學生,被疑似傳銷組織的成員騙至聊城。警方調查顯示,這名學生的“上線”,是傳銷網絡中的B級人物。

“警方查獲兩臺電腦,還有這名B級人物的業績單,根據這些信息,連續打掉3個窩點。”武淑紅說。

對起獲電腦進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獲”:這一傳銷團伙,實際是個特大網絡,范圍涉及全國,而用于傳銷的產品,即為“蝶貝蕾”化妝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東昌府公安分局經偵人員根據掌握的線索,在石家莊將上述傳銷網絡兩名A級頭目抓獲。在查獲的文件中,發現兩個傳銷網絡內部文件夾。

這些文件,無異于“蝶貝蕾”的通訊錄。在對資料進行梳理后,警方輾轉多個省份,并順源摸至吉林省。

媒體報道,警方發現的數據庫,包含326336名傳銷人員的體系表及業績單,其中A級頭目近400名,總涉案價值十余億元。截至當年9月13日,警方共抓獲A級頭目31名、B級頭目19名、C級頭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靜海警方打擊多個“蝶貝蕾”團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刑拘。警方通報,這一傳銷組織規模龐大,等級森嚴分工明確,涉及全國多個省市,參與者達7000余人。其中,在靜海及周邊地區發展傳銷人員達1600余人。

“這些涉傳銷人員,主要是在校生和社會待業人員。”武淑紅說。

在鄒凌波看來,打擊“蝶貝蕾”的難度在于,其在全國各地各立山頭的裂變式增長,并無統一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往往某地一個蝶貝蕾組織遭打擊后,部分骨干分子轉戰他地,繼續生根發芽直至壯大;或者一個組織內有骨干主動出去自立山頭,發展壯大后與原組織并無直接聯系。”

李旭也表示,“蝶貝蕾”發展至今天,與創始人已無多大聯系,“要想根除難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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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傳銷,為什么不集體反抗?這個局外人都好奇的問題也許有個答案是,由于人員超強流動性造成“白色恐怖”,被傳銷者之間根本無法建立雙向信任。同樣是天津靜海,同樣是蝶貝蕾。

8月5日,天津靜海,在發現的筆記中寫有“蝶貝蕾”字樣。視覺中國圖
 

失去人身自由的開始

 
河南鄭州念完大學后,現年24歲的田曉偉(化名)原本就職于一家北京的網站,做編輯工作,但是大學專業是計算機,因此一直有干回老本行的念頭。
 
機會來了。
 
4月中旬,他在Boss直聘網站上尋覓到一個機會,一家北京的計算機工程外包公司稱,天津項目部招聘一名web前端開發工程師(現在這則招聘信息已經無法在該網站找到)。一周之后,田曉偉接到了面試電話。想著不管成功與否,都可以周末去天津順便轉轉,所以4月22日上午,田曉偉就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鐵,對方說要到天津南站附近接他。
 
但是到站后招聘方突然表示正在開會,讓田曉偉乘坐半小時的公交車來到靜海區的某一個鎮上,到時候有兩個人來接他。到了之后田曉偉一看是鬧市區,也沒起疑。
 
出現的兩名男子大約20歲左右,皮膚黝黑,田曉偉回想起來,才知道那兩人是在“野溝”里曬黑的,這是后話。兩人打了個電話,把田曉偉拉上一輛車,就開始拉家常,問自己原先的工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田曉偉有點警惕性,說得真真假假。對方說先去住的地方等一等,再去公司面試。
 
“上了黑出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開始,”田曉偉對澎湃新聞說,“車門一鎖即便想跑也跑不了,下了車,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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